生小孩是比战争更惊心动魄的私人战事

“女性是一种处境。”

但梅根·斯塔克从没想过自己会受限于这种处境。

从小她有想法就大声说出来，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像男孩一样横冲直撞，“带着点疯劲”。

(资料图)

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

结婚前，母亲是新闻记者，因为薪水比男同事低，成功起诉了自己的老板。

婚后即便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也没有放弃做自己。

梅根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把他们丢给临时保姆，自己忙着参加“妇女选民联盟”的活动，忙着竞选镇议会议员，忙着采访写稿。

是妈妈让她看到，女性在家庭之外也能拥有一席之地。

20世纪70年代的追求平等的女权主义者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人生前半程，梅根都在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大学读新闻专业，却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西语文学，她便去阿根廷读了一年书。

毕业后，没想好要不要读研，她就先一脚踏入职场，做了记者。

从小城报社记者，到为美联社报道美墨边境新闻，再到跳槽《洛杉矶时报》，新闻报道成了新的热爱，她放弃读研、读博、成为西语教授的计划，去拥抱一种充满冒险的生活。

但成为战地记者还是在她意料之外。

2001年9月11日，两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几周后，一通紧急电话，她登上了前往阿富汗的飞机。

阿富汗、以色列、伊拉克、也门、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埃及……6年间，她辗转中东各地，穿行于飞机轰炸、自杀式爆炸、枪战、政变、法外处决之间。

图片来源: 泰晤士报

见多了奸杀后被丢弃路边的妇女、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士兵、皮包骨头的孩童的尸体，她学会为自己的感受套上铠甲，抵御软弱悲伤，冷静地清点尸体，记下笔记。

记者身份为她免除了一些性别的束缚——那些永远不会和本国女人说话的政客、军阀、恐怖分子会接受她的采访，和她同桌吃饭。

但性别还是带给她不少麻烦——一个采访对象在黎明溜进她的房间，用手抚摸她的头发和脸；男同事的试探；言语上的冒犯。她用逃离、躲避、装傻应对这一切，压抑愤怒，然后继续工作。

这些报道为她赢得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奖，并入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她将这些年的经历写成一部非虚构作品，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

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她似乎游刃有余。

2003年，报道伊拉克战争途中，梅根与战地记者汤姆相遇。

从贝鲁特，到也门，再到莫斯科，感情在冲突与战役中不断升温。

2008年，驱车穿越南奥塞梯时，他们一起躲过一场导弹袭击，当晚便订了婚。

后来，他们结婚，被派往北京。再后来，梅根怀孕了。

想象中，汤姆是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曾一同面对残酷的战争，也将共同承担婴儿降生带来的“剧变”。父母的婚姻和职场经历，鼓励梅根在家庭生活中期待一种平等。

这种想象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逐渐瓦解。

她发现，生小孩，是一场比战争更惊心动魄的私人战事。

她先是被孕吐折磨得够呛，恶心感让白水尝起来如同铁锈，让她一闻到下水道、垃圾和食用油的味道就干呕不止，从发根都骨头都感到难受。

四个月后，她犹豫再三放弃了热爱的工作。发送完辞职信那天，她感觉自己即将从零开始。

丈夫的生活却几乎未受影响，他还能随时拎起行李箱，冲向机场。

梅根只能笨拙地翻身，屏住呼吸，把感觉插入子宫的肋骨挤出来，勉力寻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因为妊娠期糖尿病，羊水不足，她需要提前生产。

躺在病床上，看着坐在病床护栏外的丈夫，她第一次觉得护栏如此碍眼，它将男人和女人隔开，仅仅出于生理构造，自己就被丢入生产的牢笼。

四十八小时的漫长产程，她痛得无法入睡。

宫缩不断加剧，催产素流入血管，髋骨好像自行扯开，肉身如同挂上绞架，被拉扯、撕裂。在令人麻木的钝痛中，战争的画面在脑海不断闪回，她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战场。

但她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上场厮杀的那个。

冰冷的无痛分娩针刺入脊椎，蜂鸣器突然响起，护士们冲入病房，她被推进手术室，身体被剖开，婴儿的啼哭声宣布战争告一段落。

比分娩更难的是初为人母的日子。

一股从未有过的爱将她湮没——儿子睡太久她害怕他会醒不来；做梦梦到自己把孩子摔到地上；出院的那一刻，她甚至担心没了护士，自己会害死孩子。

她的身体成了安抚婴儿的道具——每当儿子开始哭闹，总有人好心地把他抱给梅根：“宝宝饿了。”可她才刚喂完奶。

凌晨四点爆发的哭声，准到可以用来调钟——儿子出生以来，她没有一觉能超过四个小时，一晚上醒六七次。失眠让她头脑发昏，健忘迟钝。

连丈夫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家务、时间、睡眠、责任统统成为吵架的导火索，他们都暗中相信对方多占了一点便宜。

母亲也无法共情她的煎熬——“生孩子一点都不疼，我生了孩子以后可没有这么哭哭啼啼。”

她时常感到自己独自一人抱着孩子坐在黑暗中，被孤独和恐惧包围。

更令她窒息的是，她告别了过去那个自由自在的自己，放弃了让她血脉偾张的生活，不再属于任何群体，而原本计划完成的小说，却在照顾婴儿和源源不断的家务中被一再搁置。

告别了战争，回归家庭，梅根发现家成了新的战场。

成为母亲，使梅根更加理解女性处境。

为什么拖地、做饭、洗碗、列购物清单、哺乳、看护都是“女人的事”？

她逐渐意识到，无论自己以前怎么“像个男人”一样冲锋陷阵，身为女性的处境总会在某个时刻被迫浮现：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女性，总会有那么一刻，你仍然只是一个女人。”

将梅根从海水中打捞起的，是来自中国河北农村的小李——她的第一个育儿嫂。

小李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带孩子也非常熟练，梅根慢慢回到书桌前写作，也开始有精力恢复社交。

在和小李配合育儿、处理家务的半年间，她渐渐找到新的生活节奏：睡眠回来了，头脑慢慢清醒，恐惧和焦虑消散了，写作变得顺利。

但另一种不安开始潜入内心。

小李要请假回老家——小李自己的女儿病了，很严重的心脏病。

梅根这才意识到，自己能从母亲的身份中被豁免，是基于另一个母亲的牺牲。

这个帮她度过产后抑郁期、为她的工作扫清道路、将她的孩子当作心头肉来疼爱的女性，也是一个职场妈妈，而与此同时，小李的孩子不得不远离母亲，留守乡下。

一部分女性的解脱以贫困女性抛下孩子、困守雇主家中为代价，而男人依然能全身而退。

不久，丈夫工作调动，怀着二胎的梅根把家搬到了印度德里。再一次，她靠着印度女佣玛丽和女管家普贾的帮助，渡过难关。

从大儿子出生，到小儿子进入幼儿园，五年间，与中国“阿姨”和印度女佣共处一室的上千个日夜里，她在自己微小的家庭内部看见了巨大的世界格差。

在知道这些女性的牺牲后，梅根很难再心安理得地享受服务，却也无法失去她们的协助。

Girls help girls，但不得不承认，有些girls比其她girls更有特权。

于是，她选择为自己的痛苦和羞愧，也为她们的付出写一本书。

在《女人的事》中，梅根·斯塔克讲述自己如何以小李、玛丽和普贾为救命稻草，在婴儿的哭闹和无尽的家务中寻回自我。

但更重要的是，她要让更多人看见，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的母亲，以及母亲们背后那些不被看见的家政女工们。

拖地，做饭，洗碗，怀孕，流产，家暴，哺乳，看护。他们说，这是女人的事。

夺回时间、精力、头脑，重估每一滴汗水的价值。这，才是我们女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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