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东亚的书籍出版中，一页版面分上下两栏的“两节版”，是一种重要的版式，在古典文献学中又被称为“两截版”“两层楼”。“两节版”的起源很早，如学界关注较多的上图下文的版式，便可追溯至唐五代时期的经变与带插图的经卷，但是下栏刻原典，上栏刻标题、音注的两节版出现则要晚得多。管见所及，现存实物最早的是14世纪初期的元代刻本，多为科举用书，往往下栏刻儒家经典的正文，上栏刻标题、注释、评语等，上下一一对应，便于举子应试学习。不过此时的上栏普遍偏窄，内容也较为简单（图一）。到明代万历前后，为了适应科举，“揣摩场屋”，书坊开始在上栏加入大段疏通经文大意的“讲章”“讲义”，导致上栏所占版幅越来越大，甚至有些上栏的“讲章”占版幅一多半，成为清代学者习称的“高头讲章”（图二）。从两节版这一版式在中国的演变来看，佛教的传播与科考应试无疑是其形成的最重要的助力，不过这一版式在异域却有着迥异的发展路径。
图一：元至正二十七年刘祥卿刻本《新编孔子家语句解》
(相关资料图)
图二：明刻本《新刻易经衷旨原本》
除了中国，这种版式同样见于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图三）、越南（图四）等国。17世纪中期，在日本京都的书林中突然兴起了一种在书题前题“鳌头”的风潮，从学者藤原惺窝、宇都宫遯庵等人所编的《鳌头四书大全》《鳌头近思录集注》，到为蒙学教育编纂的《鳌头忠经集注详解》等书，出版数量庞大。这些汉籍都是两节版，一般下栏刻中国的经典文献（以及前人旧注），而将日本学者编著的注解用小字刻在上栏（及左右栏外侧），作为下栏正文的辅助阅读，书题上的“鳌头”一词便被用来指代上栏部分。这一出版文化在江户时代影响深远，因为这一版式契合日本学者的汉籍阅读习惯，又方便学者将自己的心得附着于汉籍文本之上，在当时成为汉籍出版的经典版式，甚至有学者以编纂“鳌头注”为业，以满足当时商业出版环境中多层次的读者需求。到了近代，这一书籍版式又被运用于中小学教材、法律注释书、日用杂书等各种类型书籍上，成为一种引介西方文明和国民启蒙的重要书籍形式。时至今日，日本的书志学中仍然使用“鳌头”来指代这一版式以及上栏的注释。
图三：朝鲜兴阳乡校刻本《标题句解孔子家语》
图四：越南阮朝咸宜年间刻本《钦定越南通鉴纲目》
由于这一习语由来已久，所以日本学者普遍将其默认为一种日本固有的汉籍出版文化，《日本古典书志学辞典》释“鳌头”云：
设置于本文上栏的注释。与“首书”“头书”意同，但相对于“首书”“头书”本指在我国古典文学上附头注，鳌头被用于如宽文五年（1665）刊《鳌头评注古文真宝前集》、延宝二年（1674）刊《鳌头中庸》、延宝六年（1678）刊《鳌头近思录》等汉籍相关书籍的书名。
其他日本书志学辞典的解释也基本相同。对“鳌头”这一文化开展深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高山节也，他将这种分上下两栏并以“鳌头”为名的书统称为“鳌头本”，并对日本现存众多的“鳌头本”进行了详密的文献学调查，认为这种在书题前加“鳌头”的作法起源于江户时代，是日本特有的汉籍出版文化。此外，高山氏认为江户时代所指的“鳌头”不是一般的两节版，而是指代包含上栏和左右外框外侧部分的特殊的“門”字形两节版（图五）。国内学者陈正宏曾引用高山氏的结论，认为“鳌头”与“头书”“首书”等一样，“是日本汉籍的一种特殊形式。古代日本学者在汉籍原书的天头和左右外匡的外侧书写批注，后人翻刻，将此类批注及其书写样式亦一并刻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定式”。
图五：元禄九年刻本《鳌头杜律集解》
不过这一说法仍存难解之处，虽然检索中文全文数据库，确实未见到有以“鳌头”来称书籍版式的文献记载，但所谓“鳌头”或“独占鳌头”是一个源于中国的具有科举文化意味的词，在从未正式施行科举制度的日本，为何17世纪中期的书肆和作者竞相以此为书名？为何在明治时期日本已全面学习西方后，以“鳌头”为名的各类书籍反而增多，其在日本的发源究竟如何？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如不从其源头考察，难免治丝益棼。故本文首先对“鳌头”出版文化的起源进行研究，并通过细致梳理其从一种单纯的“科举用语”到最后成为书籍出版形式，并参与到近代以来启蒙教育的演变过程，藉此探究汉学与汉籍在异域的接受与融合。
一、作为出版文化的“鳌头”起源辨析
“鳌头”一词与中国的科举文化关系密切。“鳌”本是一种寓言传说中能背负仙山的巨龟，唐、宋以来士人称翰林学士院为“鳌山”“鳌峰”，官拜翰林学士承旨则习称“立鳌头”，民间又将中状元称为“跨鳌头”“独占鳌头”“上鳌头”，元代以后“魁星”与“鳌”为组合的“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形象更是成为一种经典的寓意吉祥的文化符号，在传统士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对于这一词汇并不陌生，《日本国语大辞典》释“鳌头”有二义：一起源于中国，指“科举头名”，即传统的“独占鳌头”的释义；二指“书籍本文上的空栏，以及其上的注解”，“又指带有这一空栏的书，二阶本”。那么这种寓意吉祥的词汇如何与日本汉籍的出版相联系？高山节也提出一种假设，认为江户书肆称“鳌头”是因为当时日本独有的“門”字形两节版看起来像一只大龟的头部从壳中脱出（图六）。但是江户时代后期和明治时代出版的大量称“鳌头”的书籍都是不包括左右外框外侧的普通两节版，为此高山氏又推测，到了近代，“鳌头”一词本来的意味已被人遗忘，于是书肆将普通两节版也都称为“鳌头本”，这样的解释无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图六：“門”字形两节版示意图
其实，江户时代学者天野信景（1698—1733）在其笔记《随笔盐尻》中的一处议论可以为该问题提供线索：“国人误将“鳌头”两字理解为“头书”是近来俗见，其实将国外的“鳌头”“龙头”等字加在书题之上是书肆之作为，和“魁本”之意同。”在这则笔记前，天野讽刺了当时日本学者误读从中国舶来的书籍，不知中国的书坊在书题前加定语“魁本”二字，乃是佳本、善本之意，是书坊为了夸耀自家产品的宣传语，以致误以为从中国舶来的《古文真宝》与《魁本古文真宝》为两种书。在这里，天野认为“鳌头”“龙头”与“魁本”的意义相同，都只是书坊为了宣传自家版本精善的宣传语。尽管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却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这种在书题前加“鳌头”“龙头”表示两节版的作法是否是从中国传来的文化？虽然在日本史料中无法找到更进一步的线索，但是笔者在日本所藏的中国刻本中，发现这一文化的真正起源。
根据目验原书及各藏书机构公布的电子书影，笔者可以确认有40余部以“鳌头”为名的中国刻本分藏于日本多家藏书机构，均为一页之中分上下两栏（其中一部为三栏）的两节版，刊行时间均在明代晚期。如蓬左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唐氏世德堂刻本《翰林笔削字义韵律鳌头海篇心镜》，该书分上下两栏，下栏为《海篇》正文，上栏则列“异施字义”“分毫字义”“书经难字”“诗经难字”等内容。该书原为德川家康旧藏，后转赠尾张藩，为“骏河御让本”，说明其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晚于元和二年（1616）骏河文库分让尾张藩之时。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万历二十四年（1596）叶天熹刻本《重订大板鳌头海篇心镜》同样一页分上下两层，扉页上还镌有刻书题识，说明其上栏内容：“兼以‘分毫字义’‘五经难字’‘韵律音释’列于上层”（图七）。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末刻本《莆曾太史汇纂鳌头琢玉杂字》一页之中分上中下三栏，仅下栏刻《杂字》正文和注解，上两栏则刻些长短不一的婚书、祭文、契约文书等日用文体的范文。此外，标举“鳌头”为书名的还有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十二年（1584）王祐三槐堂刻本《新锓鳌头金丝万应膏徐氏针灸全书》、万历年间余氏怡庆堂刻本《新刻太医院订正鳌头医方捷径》（图八）、明末刻本《新锲鳌头活幼诸症小儿痘疹全书》等。
图七：万历二十四年叶天熹刻本《重订大板鳌头海篇心镜》
图八：万历年间余氏怡庆堂刻本《新刻太医院订正鳌头医方捷径》
以上实物说明在书题前标注“鳌头”的中国刻本，最晚在17世纪初即已大量进入日本。根据这一线索，笔者又查考了国内、欧洲、美国的藏书机构所藏汉籍目录与数据库，又发现40余部“鳌头本”，均为明代万历年间至清初在福建、江南等地区的民间书坊所刊，多为字书、日用类书、医书，其中字书有明万历间王廷极、唐廷仁刻本《翰林笔削字义韵律鳌头海篇心镜》（图九），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金陵李潮聚奎楼刻本《翰林笔削字义韵律鳌头海篇心镜》，明末刻本《鼎镌木天考证鳌头海篇栖鹄》等；历史类蒙书有万历十七年（1589）郑世豪宗文书舍刻本《新锲鳌头历朝实录音释引蒙鉴钞》、明德堂刻本《二刻黄石斋太史重订鳌头历朝实录音释引蒙鉴钞》等；四书类有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光裕堂刻本《刊汤会元参详名公新说四书解颐鳌头》等；医书有万历十九年（1591）王祐三槐堂刻本《新锲鳌头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明余氏刻本《新锲太医院鳌头诸症辨疑》、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余文台双峰堂刻本《新锲鳌头回生达宝秘传明论医方》等；诗文类书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序刻本《新锓翰林校正鳌头合并古今名家诗学会海大成》等；日用类书以及杂字书有万历间万卷楼刻本《鳌头群书汇锦》、徽州开益堂万历二十二年（1594）刻本《鳌头备用杂字元龟》、明末刻本《新镌增补类纂摘要鳌头杂字》、清初刻本《增广幼学须知鳌头杂字大全》等；通书历法书则有明万历刻本《新编历法总览合节鳌头通书大全》等。
图九：明万历王廷极、唐廷仁刻本《翰林笔削字义韵律鳌头海篇心镜》
这些刻本的上栏所占篇幅很大，与早期的两节版有异，更接近同时代的“高头讲章”，但内容则偏向民生日用、应用知识类书籍，只有少量涉及科举内容。除了称“鳌头”，当时称呼这一版式另有一词，即天野信景在笔记中提及的“龙头”。在科举文化中，与“鳌头”一样，“上龙头”“夺龙头”也有“夺魁”的吉祥寓意。与“鳌头本”的出现几乎同时，明代书林中也出现许多以“龙头”来标称两节版的书籍，笔者所见，如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刘氏安正堂刊《镌玉堂釐正龙头字林备考韵海全书》、万历安正堂刻本《镌大明龙头便读傍训律法全书》、明万历刻本《鼎镌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明末刻本《新锲阁老台山叶先生订释龙头切韵海篇星镜》等。据日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藏《御文库目录》，宽永十七年（1640）御文库收入《龙头律法》一部共8册，此书即万历安正堂刻本《镌大明龙头便读傍训律法全书》，现仍藏于国立公文书馆中，这是最早的“龙头本”输入日本的记录。
在这些刻本中，“鳌头”既可以指代两节版这一版式，又可以用来专指两节版中的“上栏”部位，在一些书籍扉页、凡例中可以看到这一用法，如明末刻本《新刻易旨一览》的凡例云：“‘鳌头’字小，不能一目俱下。是可计晷遍也，于临试点检尤便。”不过，笔者进一步检索明清人的文集，却找不到以“鳌头”“龙头”指称书籍部位或版式的实例，这说明“鳌头”“龙头”这两种用语可能是一种流行于书坊与读者之间的用语，因为其吉祥寓意，而被广泛接受，到了万历年间更与“新镌”“鼎镌”“魁本”等冠词一起，被书坊置于书题前。
根据以上对实物和扉页题识的考察，可确知这一出版文化曾在明代万历前后兴盛一时，可是在今日的出版史中却找不到对这一文化的记载以及相关的研究，在古典文献学中也只称呼这一版式为“两节版”“两层楼”。那么这些书在中国是如何被刊刻的？为何此后在历史中汩没无闻？下文将首先对“鳌头本”在明代的出版史进行梳理考察。
二、明晚期“鳌头本”的出版与竞争 明代万历前后是我国民间出版业的极兴盛时期，书坊为了竞争，标举自家的产品特点，往往在书名前冠以多种定语，有些标榜文本刻印精良，如“魁本”“京本”“原板”；有些以形式作为卖点，如“圈点”“摘题”“鳌头”“纂图”“全相”等；有些为了迎合举子，体现吉祥寓意，标注如“魁斗”“大魁”等。过去学界多将这些冠词单纯地理解为书坊夸张的宣传，未多加以关注，其实这些名目繁多的冠词中，固然有些仅有广告意义，如“魁本”“鼎镌”“京本”之类，但有一些则反映的是某种书籍文化的兴起，比如“鳌头”“龙头”。 明代晚期的出版业虽兴盛，但市面上能够获利的书籍种类却有限，于是某一部被证明有销量的书，众多书坊往往蜂拥而上，造成了大量从书名到内容“同质化”的问题。如明万历年间书坊出版了众多以“海篇”命名的字书，不同版本就有30多种，被研究者统称为“海篇类”字书。为了增加“卖点”，许多书商便在《海篇》正文之上增设上栏，称其为“鳌头”，在其中添刻一些字学的参考资料，如明末刻本《鼎镌木天考证鳌头海篇栖鹄》就将一些短则几行，长则数卷的内容，如“把笔手势”“把笔四要”“永字八法”等刻在“鳌头”上（图十）。又如《医方捷径》一书明代多有刻印，书坊为了与市面上众多的《医方捷径》区别，便在自己产品的书题前增添各种冠词，如余象斗刊印的《新刻校正大字医方捷径袖中金》，主打“大字”“袖珍”；刘氏遗安堂刊印的《新刻太医院校正增补医方捷径》，则主打“太医院”的牌子，但无论是“新刻校正”还是“太医院校正”，内容都“换汤不换药”，与原书并无不同，于是一些书坊尝试在《医方捷径》正文之上设“鳌头”，添刻“诊脉至捷歌”“妊娠脉歌”“小儿脉歌”等短小的医学“参考知识”“贴士”以吸引读者。这种在正文之上增设“鳌头”的方法十分新颖，得到了当时许多书坊的效仿，有些书坊还为上下两栏的内容分别做了目录，并且在书名前加“鳌头”“龙头”来标识。虽然这些“鳌头本”“龙头本”在形式上与当时种类繁多的“高头讲章”很相似，但“高头讲章”主要是科举用书，下栏的正文内容与上栏的“讲章”是一一对应关系，而这些“鳌头本”“龙头本”则上下两栏内容并不直接对应，而且主要是字书、医书、日用类书等，与科举应试关系不大。 图十：《鼎镌木天考证鳌头海篇栖鹄》中添刻在“鳌头”上的内容 从书籍出版角度而言，这种版式有不少优点。首先，内容更为丰富，比起当时众多只在书名上宣传“增补”，但实际内容无变化的同类产品，“鳌头本”“龙头本”将一些与正文相关的参考知识刻印在上栏，可以吸引读者。其次，这些“鳌头”之上的内容来源广泛，获取容易，在当时许多字书中，都会在卷前添刻一卷“四书难字”“永字八法”等字学相关内容，书坊将这些内容从卷前移到“鳌头”上，并不需要费心寻找新的稿源。最后，由于上栏与下栏内容不需要像“高头讲章”那样一一对应，刻工上梓时不需要费心照顾一页之中上下栏的内容对应，在补刻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将上栏的内容增删、更换。 这一“商业创新”曾在明万历后兴盛一时，但简单的商业创新行为很难避免“创新——被模仿”的命运，当“鳌头本”在一家书坊成功后，其他书坊一拥而上，竞相模仿。查看这一时期的“鳌头本”，可以发现无论是哪家书坊的《医学捷径》，上栏的内容都是“诊脉至捷歌”“妊娠脉歌”，各家《海篇》的“鳌头”上也都刻着“五经难字”“永字八法”等内容，说明其模仿、盗版自同一家书坊的产品，此后并无创新。这样的无序竞争，导致这一文化很快就衰落了。查询《中国古籍总目》及书目数据库，“鳌头”“龙头”系列书籍，出版集中于万历至崇祯年间，少量的清代刻本也多为明晚期刻本的翻刻，多是提供给民间启蒙识字的“杂字”类书籍或者《通书大全》。此外，从实物上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种衰落的迹象，比如“鳌头”出现在书题的位置（版心题、书签题、目录题、卷端题等）并不固定，在书籍翻刻再版时，书题前的“鳌头”两字时常被其他冠词替换，说明这一形式作为“卖点”的价值在不断下降。 由于“鳌头本”“龙头本”的出版在明代晚期持续时间并不长，所以在出版文化史上极少被研究者关注，甚至在今天的古籍版本学中，对这一在历史上短暂出现过的出版词汇与文化都缺乏了解。其实，不仅是现代研究者，18世纪初的天野信景既已感慨当时的日本学者只知“鳌头”是“刻在上栏的注释”，而不知这一文化的真正起源。三、“鳌头”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接受与演化
“鳌头”这一出版文化虽在中国流行时间很短，但在东亚世界却不乏认同，如前所述，在17世纪中期，这一文化便在京都的书肆中流行开来，不过其为何能够在没有科举文化环境的日本扎根，并被广泛接受？其过程和背景是怎样的？ 其实，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在日本最早接受“鳌头”这一书籍文化的并非书肆，而是林罗山等汉学家。在17世纪初期的文献中，就可以看到日本学者使用“鳌头”来指代书籍正文之上的空白位置，即书眉、天头。如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的文集《常山文集》卷19《跋三代实录》：“行世印本，文字讹谬，传写错脱……其疑者，细书‘鳌头’，以为将来之左券。”现藏于大东文化大学的林罗山《老子鬳斋口义》的稿本中有林氏记于宽永三年（1626）的识语：“余尝读《老子口义》，加倭训，点朱墨，今兹孟夏，依或人之求而讲之，于是往往随诸家注解，粗考而加写小字于鳌头与旁侧，是所教授童幼者而己。丙寅五月十五日罗山子记。”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明晚期刻本《周会魁校正四书大全》，为那波活所旧藏，书中有那波活所的朱笔批点，天头有其所加注释，其中卷10有那波的识语：“右依黑川氏之求讲焉。尔时加朱句、墨训，及赘鳌头云。己未春三月廿二日，远望台主人余不子。癸酉五月，为半井寿菴读了。”可知该本是元和五年（1619）那波为人讲读《四书大全》的教本，从实物看，这里的“鳌头”指的是书眉、天头位置（图十一），与明刻本指代含义一致。 图十一：明刻本《周会魁校正四书大全》那波活所所加“鳌头注” 又林罗山的第三子林恕在为《庄子鬳斋口义栈航》所作序文中记道：“我先人罗山翁讲经之暇，翻《南华口义》，粗记其出处于鳌头百数十件，未毕而罢矣…… 翁奇之，出家藏鳌头本示之，有所告谕，有所开发。”可见，至迟在宽永初年，日本学者已将书籍上层的部位称作“鳌头”，又将在其上批注的本子称为“鳌头本”，所以该词的起源并非如此前研究者所猜测的，是因为其样式神似“鳌头”之形状而命名，而是仅指书籍的上层部分及所抄注释，与中国明代书坊的用法完全一致。 不过在书籍之上的空白位置（天头、书眉）批注，中、日两国也有一些不同。在传统东亚的书籍文化中，正文被置于书籍中央部位，四周一般留有空白，在写本或刻本的上层部分，中国学者往往会书写简单的札记、批语，即传统所谓的“眉批”。与此不同，日本学者往往在其上会抄录详细的音注。由于古代日本学者在阅读汉籍时有一定特殊性，大部分学者需先对汉文进行训读，并且即使有前人注释，对原文和旧注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仍需大量的音注作辅助阅读，因此抄写者往往会在书籍的空白处抄录本国学者为该书所编写的详细音注（图十二）。这些内容是阅读汉籍与旧注的辅助，所以为了与正文不相混淆，抄写者往往只将音注分布在汉籍上方和侧栏外，这一行为也被称为“加首书”，最早可追溯至平安时代，至今在日本还有许多室町时代的写本实物留存。不过到了17世纪初期，许多日本学者受到从中国传来的“鳌头”文化的影响，开始将“天头”的位置称为“鳌头”。 图十二：林罗山批注明成化刻本《五经大全》 这些抄录于“鳌头”上的注释，其来源多与讲学有关，如上文所举林罗山、那波活所的例子，多是抄在授课教本上的“讲义”，也有一些是学生转抄的老师的讲义，如本居宣长纪念馆所藏《春秋经传集解》写本的“鳌头”上有本居宣长抄写的音注，在第11册末有识语云：“右句读训点旁注鳌头是景山先生所考校也，以其自笔本泻（写）之毕。宝历五年（1755） 乙亥九月四日，清舜庵宣长谨书。”该本“鳌头”上的注释即是宣长根据其师堀景山的教本转抄的。在写本时代，这些在“鳌头”的音注都是学者们手抄的，进入17世纪后，日本进入“商业出版”时代，出版商看到了商机，开始尝试在出版儒家经典、诗文集的同时，将本国学者们原本抄录在“鳌头”上的注释也一并刊印出来，一方面免于读者抄写之苦，另一面也借着学者的名气为书增添“卖点”。书肆也逐渐接受“鳌头”这一词汇，用来指称两节版的上栏，如宽文十年（1670）刊行的《北溪先生性理字义》的书尾跋文中，编者就声称：“辑其字训，拾其出处，别为鳌头表题。”又如《新增评注古文真宝后集》跋文云：“向梅庵山崎保春氏随逐此书件件之文字，采摭其典据、类语而遍揭之鳌头”，并开始以此为书名。这说明此时不仅是林罗山这样的汉学家，连普通的读者也开始接受“鳌头”这一称呼。17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幕府体制逐渐稳定，改革趋向“文治政治”，在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和推崇朱子学的保科正之的推动下，京都和江户出现了专门的汉学塾，各藩也开始兴建藩校，延请儒者作顾问，培养本藩人才，虽然日本没有正式的科举制度，但如林氏家塾和各藩校中都有“春秋试”等一年数次的内部选拔考试，“鳌头”这一用语本身的吉祥寓意很容易就被此时的读者们接受。 在刊行“鳌头本”时，日本书肆遵循了写本时代的样式传统，并不将“鳌头”的辅助注释与下栏的正文和旧注混同，而是单独刻在正文的上栏，这样做的好处比较明显，首先雕版时不改变下栏汉籍正文的格局，不掺杂日本学者所作的注释，保持原貌，大字刻印，行格疏朗。其次，如果后期书肆要抽换或增添上栏的“鳌头注”时，也十分方便，翻刻时下方的正文保持不变，刻工只需在“鳌头”空白处进行增补即可，而如果是以传统的双行小字的形式刻于正文之中，则一旦要增注，便“牵一发而动全身”，工作量增大许多。 不过，虽然日本的“鳌头本”发源于明代晚期的“鳌头”文化，但两者仍有不小的区别。从内容上看，江户时代的“鳌头本”多为儒家经典、诗文集，而非日用类书、字书等；从版式上看，江户前期的书肆在刻印时，为了充分利用版面，创造性地将上栏“鳌头”的注释延伸至左右栏线两侧，形成一种“内中国（经典）外日本（注释）”的“門”字形样式的两节版（图五），后期则逐渐回归普通的上下两栏样式；其次，日本“鳌头本”一般上下栏的内容互相对应，更多考虑读者学习汉籍的需求，这与原本为了在大量同名书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在“鳌头”上添加“参考知识”“贴士”的明代“鳌头本”有很大不同。此外，如上所述，日本“鳌头本”中的上栏注释多源自汉学家授课时所纂集的“讲义”，撰作初心并非为了公开出版，所以著者往往在书序中声称其作成于“教授之暇”，其目的是“以便同志后学之徒者也”。但由于“鳌头”所刻内容契合了日本读者的需求，所以在书籍传播和销售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重，因为对于那些出版“鳌头本”的书肆而言，能让自己的书在市面上众多同类产品脱颖而出，靠的并非下栏的经典正文，而是本国著名学者在上栏“鳌头”中所纂集的注释。这一转变导致当时出现了专为“鳌头”编注的学者，如江户中期人称“标注由的”的学者宇都宫遯庵（1633—1707），以及松永昌易（1619—1680）、熊谷立闲（？——1695）等人。宇都宫遯庵著有《鳌头四书集注》《鳌头增广杜律集解》等一系列著作，其著述形式都是在中国经籍或日人编选的中国诗文集的上栏编注，又因为他本人名“由的”，便被人们称作“标注由的”，原念斋《先哲丛谈》卷四云：“（宇都宫）遯庵博学著书多，于四子及诸书著标注以便初学，时号“标注由的”，又或称虱先生，盖其标注皆蝇头细字，犹虱着衣，故云尔。” 因为这些“蝇头细字”的注释都刻在上栏，附着于下栏汉籍的正文而生，好像是“虱子着衣”一般，所以宇都宫遯庵被讥嘲作“虱先生”。这位“虱先生”不仅自己操刀，还与学生一起编纂，如与门人清水玄迪补注《鳌头增广杜律集解》。当时像宇都宫遯庵这样为汉籍编纂“鳌头注”的，不在少数。正因为这些有意为“鳌头”添注的学者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中国经典“鳌头”注释书籍，包括《武经七书》《易学启蒙》《近思录》《老子鬳斋口义》《太极图说》等。 从本来只是便于授课而编纂的讲义，到有意识地为汉籍编纂“鳌头注”，反映的是东亚汉籍著述形式的演进。在东亚汉学中，著述形式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话题。在日本现存的汉学著作中，专门的汉学著述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汉籍的“二次衍生著述”，即所谓“准汉籍”，系以注解、评介、训点等形式对汉籍原文进行二次阐释，“鳌头注”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著述形式，其形式虽是附着于汉籍而生，但更符合当地读者的实际阅读需求。同样，依靠这种形式，汉籍在域外也得到了更好传播。不过这种传播并不总是很顺利的，有时也会产生一些争议，特别是当日本学者为汉籍所作的“鳌头注”与下栏经典或经典的旧注不合时，便会招致学界非议，如《倭板书籍考》曾批评《鳌头评注四书大全》：“庆安四年（1651）《鳌头评注四书大全》出于惺窝先生，鹈饲石斋校订也。‘鳌头’众说，有失程朱之本意，陷异学之误者。”《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乃藤原惺窝所编，惺窝虽倡朱子学，但并不排斥陆、王之学，在为《四书大全》的“鳌头”加注时，称引元、明人旧说颇杂，与下栏的《四书大全》之说不尽合，导致“有失程朱之本意，陷异学之误者”。作者和书商有时为了免受指责，还会在序中特意说明，如熊谷立闲为藤原惺窝的《鳌头四书大全》的“鳌头”增注，在跋语中云：“大凡众说之符朱意，概以录之。如虚斋十得八九，间亦附一二之异见，倍以显至当之正理，是欲为后进讨论之一助。”铃木温在《新刻头书诗经集注》跋文中言：“若夫标注与《传》之旨相背驰也，存而循旧者，将鸣寸云子（寸云子即“鳌头注”作者松永昌易——引者注）之勤而又使刍荛雉兔者往焉……读者恕诸。”“鳌头”上的松永、熊谷纂集的注释原是附于朱熹的传注而生，但却时时与下层的朱注龃龉，为了免于读者的质疑，不得不提前作出解释。这种矛盾真实地反映了汉籍在域外传播的复杂性，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汉学与汉籍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极佳实例。四、“鳌头”与日本近代出版
“鳌头”出版文化在江户时代的兴盛有其内在的文化背景和需求，不过如果将目光下移至日本近代出版史，会意外发现“鳌头”这一出版文化并未随着日本汉学的衰微而自然消亡，反而愈发兴盛，甚至大量出现在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里，并一直持续至昭和时代，其深层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检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据库，可以发现从明治（1868—1912）到大正（1912—1926）时代，日本书林出版了大量“鳌头本”，所涉范围极广，不仅同江户时代一样有大量的儒家经典和诗文注释书，还包括新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注释书，如《鳌头对照修正新法典》《鳌头沿革官令简明目录》《鳌头注释改正矿业法令大全》《鳌头参照现行租税法规》等；教人写作的典故熟语集如《鳌头熟语记事论说明文作例》等；书信范文如《鳌头类语明治活用文证》《鳌头类语汉语手简小成》等；甚至出现于围棋教程、小学课本中，从数量和范围来看都远超江户时代，其出版时间虽主要集中于明治至大正时代，但一直到昭和时代仍有部分书商为了再现当年的“鳌头”形式，偶尔使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想迅速涌入日本，在日本知识界风行一时，但同时儒学教育依然顽强生存，在明治初期互相争夺空间与话语权。更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从西方引入的法律、医学、矿业等“洋学问”书籍，还是传统的汉学书籍，在这一时期仍大量设置“鳌头”，并以此标称书名。 从实物来看，此时的“鳌头本”虽都以“鳌头”为书名，但形式上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两节版，也有版式为单框，在天头上镌注的形式，但很少出现江户时期那种特殊的两节版，这是近代以来出现的重要变化。此外，随着出版技术的发展，近代的“鳌头本”已多为排印本，“鳌头”上的内容也不限于汉字，出现了假名。这些都是最直观的变化，而内容上的变化则更为深刻。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其热情不减于曾经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不过西方语言为拉丁字母，日本学者无法像训读汉文一样直接阅读英文，而必须先翻译。于是日本学者使用汉字创造了大量传递西方思想、制度、科技方面的“新名词”，在政法方面如“法庭”“刑法”“内阁”“国会”等，军事治安方面如“后备兵役”“警察”，经济金融方面如“会计”“银行”“经济学”等。这些用汉字新造的“新名词”对于中日学者都不易理解，190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日本《六法全书》，请学者钱恂等作《日本法规大全解字》注释“新名词”，后来以《日本法规解字》为名单行出版，钱恂在《编后话》中称：“嗣因近来东译盛行，政法等书，多沿日本名词，初学颇以为苦。”一些留日背景的学者还专门编纂了“新名词”辞典。同样，“新名词”对当时日本的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也十分陌生，需要在书中进行大量注释，为了不影响正文，往往设“鳌头”注解。明治十七年（1884）出版的《鳌头改正征兵令注释》下栏是新颁布的《征兵令》正文，上栏则是对《征兵令》中出现的各项名词的注释，包括对大量“新名词”的疏解，如“常备兵役”“后备兵役”“工兵”“辎重兵”等。明治二十年（1887）出版的《鳌头注释登记法公证人规则》，上栏是明治政府新颁布的《登记法》和《公证人规则》两部法规的正文，下栏则是对法规的注释，包括大量新制法律名词如“离缘户主”“所在地”“登记所”“义务”等。 这一时期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也多设“鳌头”，一般下栏为课文，上栏“鳌头”则为课文的标题、摘要，起到提示作用，根据当时教育学者的调查，这种国史课本中设“鳌头”的形式颇受师生好评，以至于有人提议从鳌头之中选出必要事项抽出，再以小鳌头的形式标示以便于学习。这一国史教科书中附“鳌头”的习惯至昭和时代仍然沿用，如昭和十四年（1939）出版的《高等小学国史》便设“鳌头”，而《高等小学国史解说》等教学辅导书也注明解说以“鳌头小题目为依据”。除了正式的教科书，当时大量的启蒙书籍也设置“鳌头”，功能各异，有些与下栏内容对应，互相补充，如明治三十五年（1902）出版的《少年须知国民要鉴》，自序云：“本栏记载不足处，补之于鳌头，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一概杂载于鳌头。”“本栏”即每页下栏，刊载的是作者声称的“国民应知的历史”，如“帝国的位置”“国号的由来”等，“鳌头”则多具体补充“本栏”内容，如“日本的国境”“国土的大小”，上下内容互为补充。 除此以外，为了让国民开阔眼界，当时的出版商还从国外引进了一些启蒙书籍，如英国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08—1873）用汉文撰写的《博物新编》是一部科学普及读物，此书传入日本后被迅速翻译，一度成为重要的科学启蒙教材，为了便于学习又出版了多种注解本和译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小室诚一注释的《鳌头博物新编》。此书版式与江户时代常见的“鳌头本”一样，列《博物新编》原文于下，小室诚一的注释列于“鳌头”之上。又如明治十三年（1880）出版的《鳌头西谚鸿硕金语玉言钞》，所谓“金语玉言”是从中国的《尚书》等文献中选出来的格言，作为正文置于下栏，而将西方文献中内容相近的谚语译成日文，揭于上栏，共同组成了一种独特的“中西日结合”的模式。与江户时期一样，这是日本知识人在不同时期努力理解世界先进文化的新鲜创造。 除了最普遍的在“鳌头”上加注，明治时代的书商也作了一些创新，以一些政策法规类的注释书为例，书商往往在“鳌头”上增添一些参考内容，作为对比、参照之用，如明治十九年（1886）出版的《鳌头沿革官制总览》（图十三），该书主要内容是对明治维新以后本国官制的介绍，上栏则罗列“各省沿革”“欧洲各立宪君主国官制”作为对比材料。又如明治维新后出台的许多新法令和法规常常朝令夕改，往往两三年间就有改订，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鳌头参照”“鳌头对照”的书籍，如《鳌头对照改正民法》，下栏为改正以后的新民法，上栏则将有参考价值的旧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等酌情列于“鳌头”之上。当时一些法律法规在实行过程中会产生实际问题，出版者又在具体的法规政策之上罗列政府相关部门的具体“司法解释”（称为“伺指令”），以提高其实用性。如明治十八年（1885）出版的《鳌头伺指令大日本法律全书》在《凡例》中言： 对于（本书）下层所载的法规，（在实际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疑义，经由诸官衙向中央政府所咨询后所得指令，（本书）皆一一揭示于其上栏，以示立法之精神的实际活用，使一读了然，心中疑团焕然冰消，掩卷无忧。 图十三：明治十九年《鳌头沿革官制总览》 这一类书在当时颇多，甚至细分不同的读者群体，如对国会议员，就有《鳌头伺指令大日本议员必携》等，将议员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政策法令列于下栏，在上方罗列此前官方的答复。 以上这些书籍“鳌头”的内容尚与下栏关系紧密，还有一些则与明代晚期在“鳌头本”中添设“参考知识”“贴士”的性质更为接近，如明治四十四年（1911）出版的《新撰日本少年宝鉴》（图十四），全书分“本科”“补习课”两部分内容，前者针对的是小学生，后者则是针对当时兴起的“实业补习学校”学生，以及准备入学中学者，对于其“鳌头”的内容，编著者如是说：“又鳌头上的材料，编者希望可作为一般家庭团聚娱乐的材料。”“鳌头”上的内容五花八门，有“童话三十题”“东西少年逸话”“昆虫采集法”“笑话三十题”“每日历史”，与正文内容没有对应关系，只是“家庭团聚娱乐”的“贴士”。又如明治二十一年（1888）服部为吉编著的《鳌头熟语开化文证》是一部书信范文集，下栏是范文，上栏则是按照假名排列的书信常用的“熟语”，上下两栏不对应。这种组合方式非常接近于中国明代晚期“鳌头本”的作法，可见在商业运营方面，两国的出版商是“心有灵犀”的。 图十四：明治四十四年《新撰日本少年宝鉴》 五、结 语 在中国古代书籍史上，一页之中分上下两层的“两节版”起源很早，与佛教文献的关系密切，但到了13、14世纪后则主要被用于科举用书。至明代晚期，在民间书坊的改革下，又发展出了“高头讲章”这种经典版式。在当时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一些书坊为了解决书籍市场“同质化”问题以及增加“卖点”，将这一版式运用到了字书、医书等类型书籍之上，在正文之上附设上栏，称之为“鳌头”“龙头”，在其中添刻一些相关的“参考知识”“贴士”以吸引读者。这种类似于今日“买大送小”的商品搭售策略，得到了许多书坊的效仿，曾取得相当的成功，但不久后因为无序的盗版、翻刻而迅速衰落，以至于长期以来在出版史上无人关注。不过，由于彼时中日书籍贸易的兴盛，该文化很快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因为契合了日本学者学习研究汉籍的需求，在江户早期就受到了汉学家的重视，并且逐渐以此来指代写本正文上层空白处（天头）。此后日本的书肆也逐渐接受了这一用语，在刊印汉籍时于上层刻本国学者的详细注释，并以“鳌头”为书名，甚至还发展出一种“内中国（经典）外日本（注释）”样式的特殊“鳌头本”。由于“鳌头”所刻内容契合了日本读者的需求，所以在书籍传播和销售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重，甚至后期出现了专为“鳌头”编注的学者，但由于这些注释都是附于中国经典之上而生，有时又与下栏的程、朱旧说不合，在江户中期又引发了“犹虱着衣”的争议。到近代后，这种古老的东亚汉籍版式又被书商灵活地运用于各色书籍出版中，在日本近代知识生产和文明启蒙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得当时无论是宣扬新式教育的“新派”还是在汉学塾中言必称孔孟的儒士，都手持“鳌头本”阅读学习，成为当时日本国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是东亚巨大变革时期一道极有意味的风景。 “鳌头”这一词汇所指代的内容从科举用语到书籍版式，从书籍版式又转为一种著述形式，从著述形式再到启蒙工具，其内涵不停地演化。清代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刊刻之名义》中曾总结刻版语汇之转变，认为书坊的用语其实“皆随时行文之辞，久而成为习语”，“盖一时风气，喜用何种文辞，遂相率而为雷同之语”。汉籍出版文化词汇的转变，反映的是时代之风气以及汉籍在异域传播与文化融合的历史。 原文载《古代文明》2023年第2期 内容来源： 古代文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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